二、蒋百里说：“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提出的主要办法是：“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蒋百里，浙江海宁人，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嫡系，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而又独立特行。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称他为“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史学界亦有些人誉之为“战争先知”。这些称颂，都持之有故，并非虚饰之言。不过，根据他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对其最正确的评价应当是天才的军事战略家。
　　蒋百里在国外也很有名气。在日本老一辈人中，蒋百里的名气比在中国还要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日本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是8年抗战，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但战略上，日军的败局则早已注定。

　　蒋百里1901年在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肄业，即被派赴日本留学，是中国最早到日本学习军事学的留学生之一。190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不久，他又被派往德国陆军大学深造，并受到德国名将兴登堡的赏识。这为他考察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意大利的治军经验，提供了很难得的机会。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有蒋百里这样的经历与造诣的军人，似乎并不多见。这位只谈武不动武，只谈兵不带兵的将军，曾为各路军阀所器重，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走马灯般的风云人物，都曾三顾茅庐，虚席以待，诚聘他为参谋长或顾问，但相比之下，真正让蒋百里看得上的，还是蒋介石，并最终为蒋所重用，在蒋麾下发挥了他的军事才干。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蒋百里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他30岁时就当上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军衔少将，可谓少年得志。但是终其一生，他没有掌过兵权，自然也就没有带兵打过仗。到50多岁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中将，死后才被追授为上将。在当时军界，蒋百里可以说是名声大、权势小的人物。这恐怕与他的品格不无关系。他自号澹宁，寄托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怀。他的旨趣在办事，而不在抓权。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但他没有去做。因为他致力于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某个主义服务。他所致力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在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蒋百里先生对国家的最大贡献表现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决策方面。
　　早在抗日战争前夕，蒋百里便以一个“日本通”的识见，反复呼吁当局，要迅速做对日本作战的全面准备。为此，他接受当时蒋介石主持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派遣，以高级顾问的名义，出访欧美，考察好些国家的总动员法，写成了《总动员纲要》。抗战爆发以后，他更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国内国外，到处宣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中国必胜的信念，并通过外交活动，争取国际上的支援。
　　1937年初，也就是七七事变前夕，蒋百里最重要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该书的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国防论》反映了蒋百里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战斗力与经济力是不可分的”，“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强兵必先理财”。他针对中国军阀部队“兵为将有，长于内战，怯于御外”的积弊，提出“治兵是为国而战”，“不为国而战的治兵，则祸患无穷”。他认为，现在战争是“全体战争”，必须进行全民总动员，办法是“寓兵于农”，以义务兵役制代替募兵制。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将是持久的，面对强敌的侵略，只有避免过早的决战，逐步积聚力量，疲惫敌人，才能最后制胜。他在《国防论》和其他着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后来，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此外，蒋百里还在他的《日本人》一书里，根据他对日本民族、日本军队的了解，经过认真分析，令人信服地断定：日本帝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它的军力、国力均经不起久拖，因此与日本打仗，“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意思是说，对日战争，胜固然可以庆幸，败亦属暂时，而“讲和”则正中敌人的奸计。这些分析和结论，对于消除一部分中国人的“恐日病”是有作用的。“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句话，则成为抗战时期流传甚广、统一全国思想的名言，也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坚守的基本立场。
　　让我们回望七七事变发生后的一幕。
　　1937年7月8日清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从北平传到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引起庐山一片恐慌。蒋介石深夜问计于蒋百里。当得知大敌当前，蒋介石还在为国内混乱的局势忧虑时，蒋百里说：
　　“委员长不必担忧，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的会正直起来。日本的侵略，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全民团结，加速了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解放的进程。
　　“日本是一个缺乏内省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他们不可能知道，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当谈到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策略时，蒋百里说：
　　“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兵员素质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要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对抗战前景的预言，如空谷足音，不仅让蒋介石茅塞顿开，也让国府高层坚定了抗日的胜利信心。蒋百里的战略设想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部署，并遵循这一部署一步步走向了胜利。
　　当我们了解了这一战略构想，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弱势的中国会集中75万兵力主动发起“淞沪会战”，与扬言“三月亡华”的日军浴血缠斗三个月之久，虽败而犹荣;理解了当时国民政府发表的《自上海撤退的声明》中所宣示的会战的意义所在：“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了解了这一战略构想，也就理解了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长江以北节节抵抗后撤退的战略意义……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态势看，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意义就更为重大。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1941年5月27日指出，不断加强的“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是阻止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接近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向对中国的抗战表示轻视的丘吉尔也不得不在1942年4月18日写道：“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和越南北纬16°线以北地区)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人，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274.6万人(不包括关东军)的46.7%。因此，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美国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再次表示，我们“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从来持强凌弱斯大林也肯定“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联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的凌厉攻势面前美军在菲律宾，英军在香港、缅甸、新加坡雪崩似地溃败，中国不屈不挠地坚守就更为可贵，意义就更为重大。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这样说，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具有中华民族这样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极其艰难、几无胜算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屡败屡战，坚持抵御强敌达14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之久而最终将强敌拖死、缠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真正“站了起来”，成为“世界四强”，并于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文也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之一，同时，近代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得以废除。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因素，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与支配权，才会导致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在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对战中，中国胜少败多， 中国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如果仅从一地之得失，一役之胜负看问题，很容易得出中国并没有胜出的结论。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所以，中国胜在政略与战略，而政略与战略的决定性意义，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这也是蒋百里先生作为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历史地位始终没有得到确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