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毛泽东诞辰121周年，新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毛泽东的书单》，以时间为脉络，讲述了毛泽东同志的读书生涯，客观解读了毛泽东在不同人生阶段阅读的各类书籍，和对他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影响。

　　三本书入门

　　1919年12月，湖南各界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作为逐张代表第二次去北京。他在北大图书馆热心搜寻和阅读为数不多的介绍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1920年，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并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完成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出版，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这本书开宗明义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

　　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06年，就有《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20世纪初也曾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影响非常有限。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传入中国。1920年，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中文本相继问世。

　　据学者高放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的《共产党宣言》共有8种译本，第一种中译本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蜀魂翻译。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12月出版的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曾附有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其中列出全由蜀魂译的五本书里，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第二种中译本是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1908年1月15日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月刊第15卷曾经刊出该报关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如下广告：“本报下册汇列新译各书成一最巨之册，其目如下……”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尔克斯、因格尔斯著（即马克思、恩格斯著）。广告之末还写明：“特此预告，不日出版。”在这一期《天义》报上还首先发表了民鸣译的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16、17、18、19卷合刊上，登载有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但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没有见到后续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第三种中译本是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在国内最早出版的这个中译本在二三十年代多次多处重印，广为传播，可以说是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第四种是1930年华岗译本。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华兴书局，华岗受命要按照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重新翻译出版。他参照自己学习过的陈望道的译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在1930年初，由华兴书局第一次出版了署名华岗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英文对照本。第五、六、七种中译本就是1938年成仿吾、徐冰的合译本， 1943年陈瘦石译本和博古校译本。第八种中译本是乔冠华校译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这个校译本。该书仍然署名译者为成仿吾、徐冰。

　　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

　　1939年底，毛泽东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因为你从中找不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自己也提倡和身体力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他能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等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

　　历史观的飞跃

　　1926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所做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时，题目改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倾向，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他还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出了“4000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其初衷就是为了回答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级调和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撬动中国社会、推动中国革命的法宝，也是毛泽东终身服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不仅仅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奇谈怪论，而且，也是他日后读书读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他的乡人曾国藩是十分敬佩的，他曾对知己好友发出过“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喟。并深受以曾国藩为首的，主张“实践理性”的湘学传统的影响。然而，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立场和观点就转了过来，不再以“英雄伟业”的观点来看历史，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从钦服曾国藩“讨平洪杨”的完满无缺，到痛责其镇压农民革命之凶残。这是毛泽东历史观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我们在他日后的许多著述以及读书评注中都可以见到其痕迹。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的书单》　作者：高海萍 张云燕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