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11月初，励德·爱思唯尔集团的每位员工都收到了来自集团首席执行官的一封电邮，这封电邮表彰了集团两名杰出的技术专家，将表彰决定广而告之，是该公司此前没有过的，由此可见集团对技术的投入与重视。11月22日，在科技与出版融合高端论坛上，励德·爱思唯尔集团中国区政府事务总监张玉国以这样一个温情的案例开始，介绍了集团的数字化之路，分享他对专业出版未来方向的思考。

　　数字出版收入从20%到80%

　　励德·爱思唯尔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科学与医药信息出版商，在集团3万名员工中，8000多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占到员工总数的27%。这正是见证集团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2000年到2013年，短短10余年时间励德·爱思唯尔已经从一家传统出版公司转型为一家大型数字出版公司，2000年数字出版收入只占集团总收入的20%，到2013年已超过60%。如果不算励展这块不直接与出版挂钩的收入份额，集团数字出版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80%以上。更重要的是，集团纸质出版收入每年都在以5%的速度递减。根据美国第三方机构PaidContent在全球跨行业进行的调查，励德·爱思唯尔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数字付费内容提供商，仅次于谷歌、中国移动、彭博通讯社。

　　张玉国介绍说，目前集团业务包括四大部分，一是科技医学信息出版商爱思唯尔，二是为银行、政府、保险公司等提供风险管理信息的风险评估工具提供商，三是法律/在线法律信息提供商，四是伦敦书展、美国书展等大型书展的主办者励展公司。这四大分部在全球同领域内均处于领先地位。目前，励德·爱思唯尔市值达300亿元，年销售收入约100亿元，在36个国家设立了办公室。

　　数据决策工具提供专业服务

　　张玉国认为，在集团的三大出版板块中，专业出版已经走得很快、很远，大众出版刚刚起步，教育出版的步伐居于中间。如果是做专业出版，危机感就显得更加强烈。专业出版在经历了有500年历史的纸本出版以及只用10年就完成的从纸到在线数据库这两个阶段之后，下一步将朝着数据决策工具方向发展。对于什么是数据决策工具，张玉国列举了几类用户进行解读：“对于高校科研人员，过去出版商都是把纸本书刊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找信息。现在科研人员需要了解的是：科研热点是什么、我的同行在做什么、我应该与谁合作、哪些科研基金提供这方面资助、资助的成功率有多少。诸如大学校长等科研决策者，则更需考虑学校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如何，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哪个领域效率最高，机构和院系以及科学家和同行相比学术表现怎么样，要引进哪些人才。”

　　“过去出版商没有能力、信心、工具为他们服务，现在通过新产品SciVal（科学和评价两个词的结合），以我们掌握的海量科研论文、科研人员信息为基础，凭借集团自主开发的大数据技术工具HTCC，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张玉国说，比如律师，当面对一场官司时，首先需要判断应不应该打这场官司、胜诉的概率有多大、当事人可以获得多少赔偿。于是，励德·爱思唯尔将同类官司案例、法律条文、专家意见全都搜集起来，用专业工具进行分析，律师心中的疑虑就可以得到解答。再如医生，在极少数情况下会遇到不常见的病例，需要迅速拿出诊疗方案，励德·爱思唯尔通过其产品就可以为他们提供最新的学术意见、有效治疗方案、存在的风险等信息。

　　实现快速转型四要素不可或缺

　　张玉国认为，内容、技术、合作伙伴、政府政策是出版业实现快速转型的4个要素。

　　“内容是客户愿意见你的原因。”张玉国说，“的确，我们所谈的那点技术很容易被取代，而内容永远是出版的本源。”

　　张玉国举例说，集团在上海设立的5个办公室中，其中安迅思公司是一个“出标准的出版商”，具体而言，是一家做石油和化工产品价格基准制定的信息服务商。该公司从石油生产商、贸易商、港口、仓库、加油站广泛收集数据，计算出价格基准，并获得市场广泛认可。张玉国由此谈道：“中国有很多专业出版社，是否也可以通过搜集数据并加以利用，形成有价值的情报。”他同时强调，“数据和有价值的情报完全是两回事，要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关键要有提取关联和丰富这些内容的技术能力。”

　　近年来，励德·爱思唯尔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求合作伙伴，在中国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工程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在谈到政府政策对出版的影响时，张玉国赞同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的观点：“光借船出海不行，万一开到海里不让我们坐这艘船了怎么办，所以要自己造船。”张玉国同时指出了另一种路径：“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投资主体，自己造船要考虑时间成本、能力等要素。除了造船，我们也可以买船，如收购或并购、投资入股海外一流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