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是国内出版业正式引进海外图书版权的起点。随着出版事业向产业发展，图书版权引进数量急剧上升。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11年，引入图书版权从最初的1900余种提高到1.47万余种，全国580家出版企业大部分都已涉足翻译类图书出版。从这个角度讲，引进版图书已经成为中国图书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全国共引进版权16639种，其中图书14708种，与2010年的版权引进情况基本持平。在读者群阅读偏好离散以及传统图书市场整体环境不景气的逆势下，像译林出版社这种主营引进版和翻译类图书的文艺类出版社更需要站稳“立足点”，努力营造出良好的经营生态。一是要立足健康发展，结合图书版权贸易和内容生产的具体情况，主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寻找突破口，打破发展瓶颈；二是要立足差异化发展，利用好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好整个出版流程的持续优化，保持竞争特色；三是要立足创新发展，求新求变，积极加大内容生产和商业营销模式的探索力度，逐渐具备全球视野和市场引领能力。

　　但出版社更为重要的是正视目前引进版和翻译类图书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现存的两大困惑，并找准“切入点”加以有效解决。

　　一、版权贸易竞争无序，威胁行业生存底线

　　在当前看似繁荣的版权贸易背后，不容否认的是从业主体经营行为的非理性和整个交易模式的混乱无序。版权购买处于引进版图书出版流程的前端环节，维护购买秩序的规范化本是保证整个出版流程顺利开展的关键，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出版社个体面临着与海外著作所有人、版权代理机构以及其他出版社的多层面博弈关系，买方的非良性竞价已经对引进版图书的运作生态产生巨大威胁。同时，正因为国内市场竞争的无序，使得作为卖方的海外著作所有人以及版权代理机构认为中国出版社很有钱，猛钻“空子”、“坐地起价”，严重加剧了版权价格恶性哄抬的局面。国内版权购买秩序失衡，暴露出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1.版权期限越缩越短，正常出版周期受挤压。随着版权贸易的日渐激烈化，国内出版社与著作权人所签订的版权合同期限越缩越短，从最初的10年期到7年期，再到如今的5年期，甚至一些优质图书的版权期限缩短到只有3年。期限的缩短给了版权代理机构更多的赢利空间，便于他们在短时间内收回版权，进行下一轮的再出售，但却给出版社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在短时间内完成文本翻译、装帧设计和产品印制销售，所面临的出版压力可想而知，也不利于保障出版质量。此外，参照国外惯例，购买图书版权的出版社只要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达到海外著作所有人授权时提出的要求，在合同到期后拥有优先续签版权的权力，但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社处于弱势地位，往往合同到期后，版权代理机构肆意抬高版权费用，出版社需要和其他竞争者同时参与新一轮竞价，很多情况下，最终由于价格问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版权被后来者收入囊中，之前所做的市场开拓等工作等同于“前人种树，后者乘凉”。

　　2.预付金额度水涨船高，出版成本过于高昂。随着各类资本涌入出版业，众多文化公司、民营出版工作室也进入引进版图书领域。多一些新鲜血液融入，如果是良性竞争，的确对于这个领域的做大做强具有推动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市面上只要出现比较有卖点的优质出版资源，大家往往一拥而上争抢版权，其中不乏资本运作者和出版投机者。版权代理机构看到国内版权争夺的巨大空间，利用这种供需失衡的契机，暗中在多家出版社之间哄抬价格，预付金额度就这样被人为提高。

　　其实，在版权贸易刚起步的时候，单本书的版权费用都只是上千美元，即使是相对高价的作品，譬如译林当时引进的叶利钦自传《午夜日记》也仅花了1.2万美元，几年后克林顿回忆录《我的生活》花费了16万美元，当时已经属于天价，但这些价格都还在出版社可承受的成本范畴内，赢利目标尚可得以保证。可是这两年有些书的预付金竟已超过百万美元，这样的操作手法违背了图书市场规律，是对引进版图书版权价格的恶性抬高，对于正常市场秩序具有极强的破坏力，使市场呈现出不可理喻的混沌状态。

　　用本量利分析法来剖析图书成本、定价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看到版权费用在引进版图书成本中占比很重。过去只需支付总码洋的5%版税就可以拿到的书，现在需要支付8%，甚至10%，乃至更高。不仅是畅销书，连高端文学图书的版权价格也急剧攀升。事实上，外国文学和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大多数品种都较难突破小众市场，在高版权费用的前提下，出版这些优质图书要承担很大的亏损压力，遑论赢利。更何况随着网络销售的发展，网络书店的折扣不断走低，引进版图书的利润空间更为微薄。国内不少优秀出版社向来以积累和传承人类优秀文化、引进出版国外优秀作品为己任，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下常常面临“不抢等死，一抢必死”的出版窘境。

　　3.重复授权，出版社权利难以得到维护。当前中国的版权购买市场属于卖方市场，有些海外著作权人或版权代理机构非常霸道，无视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为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甚至把一本书的版权分割为中文简体字版、双语版、插图版、注释版以及电子版权等多个零散版权，进行分散出售。出版社如果想要拿到一本书的完整版权，就需要付出高于常规版权费用数倍的金额，在目前利润日渐微薄的图书市场中，面对由此带来的巨额成本，国有出版社明显感知到“版税不能承受之重”。

　　4.附加权利苛刻，出版社无从招架。版权市场无序化还表现在合同条款的不公平性。部分版权代理机构和海外著作所有人要求出版社将原作的中译本所有权归属著作权人所有。更有甚者，在出版社提出购买某些作家作品时，版权代理机构要求必须将该作者名下的所有作品进行打包购买，无论这个作家的作品是四五部还是二三十部，无论作家是大牌还是新生代。这样的条款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但即使面临着这些苛刻的附加权利，在众多竞购者恶性竞争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买方最终选择妥协。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已威胁到出版业的良性发展。

　　二、专业人才难觅，翻译水准亟须提升

　　翻译作为引进版图书内容的再加工，质量问题一直被业内关注，但不管是公版书的译本更新，还是引进图书的全新译介，纵观整个图书市场，翻译质量的“滑坡现象”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

　　1.行业吸引力不足，译者队伍建设困难。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需要具备很高的中文、外文水平和文化底蕴。但优秀译者往往难觅。译者稿酬这么多年来已有明显增幅，但仍旧难以吸引优秀的翻译人才；与此同时，语言过硬的优秀译者现在不愿意搞文学翻译：老译者由于年龄问题，精力和体力已经不允许承接太多的翻译工作；中年译者大多拥有行政职务，忙着科研、行政和教学任务；青年译者虽然有激情也有时间，但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翻译给予的报酬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而且，众所周知，优秀译者往往是大学教师，翻译图书耗时长久，又不能算是科研成果，无法带动他们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家正在大力资助文科学术项目，从单纯的收入产出比来看，也比翻译更具有吸引力。

　　2.出版社急功近利，导致译文粗制滥造。目前，涉足引进版图书市场的部分出版单位没有翻译出版的相关从业经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利为先，为了抢夺竞争先机，不给译者留有充足的翻译时间。“翻译是一种再创作”，需要用一定的时间来仔细阅读原文，打磨推敲文字。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某些出版社要求译者就像机器一样快翻快译，最终的成品效果可想而知。可悲的现实是，很多读者只看价格，忽略译本质量，这是对优秀出版社潜心打磨译文的不公，从深远来看，助长译文“粗制滥造”风气，最终伤害的还是读者群体和出版业本身。

　　3.剽窃之风犹在，编辑业务亟须提升。这已是多年来图书市场存在的不良现象，媒体上也多有评论，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有些民营文化公司，甚至是某些出版单位，打着“老版新译”的旗号，将多家不同译本进行整合处理，通过“抄其意，异其字”的擦边球方法，打造出所谓的“全新译本”，这种轻视翻译严肃性、毫无版权意识、忽视译文独创属性的行为，严重扰乱翻译类图书的市场秩序。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背后是出版社有意无意的“不作为”。事实上，好的翻译图书不仅需要优秀译者，更需要优秀编辑运用专业功底对译稿进行编校把关。但目前很多文化公司，包括一些出版社可能都没有科班出身的专业外文编辑，以译者“文责自负”为借口，放弃对译文的质量把关，这是对原作者和读者的极端不负责任。

　　指出这些不良现象，并非否定引进版翻译类图书市场目前已取得的成绩，而是希望出版社能够正视问题，客观分析原因，多措并举共同铲除其存在并泛滥的土壤，谋求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